加国头条 i4cc.ca ｜颐和学术 | 自沉昆明湖的旷世学者--王国维

王国维

“昆明湖水清且涟，红莲万朵礼白莲。孤臣坚白任磨涅，一瞑幽怀照九泉……”76年前，一位享誉世界的学者抛弃了如日中天般的学术研究事业以及一家妻子儿女，出人意料地在颐和园的昆明湖投水自尽，终结了自己年仅51岁的生命，这不仅是当时震惊海内外的重大事件，也给中国文化史留下了一个七十余年聚讼纷纭的谜团。这位学者，就是被称为前三百年难得，后八十年罕有的一代国学大师、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的--王国维先生。

一其人其学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七岁入塾受启蒙教育，十余岁时便以诗文出众闻名乡里，被推为“海宁四才子”之首。16岁那年，王国维用自己积攒的压岁钱购买了一套“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的总称），肆力攻读，吸吮英华，奠定了扎实的文史根基。

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国内知识阶层如火如荼的维新风潮，王国维也深受影响，遂绝意科举，立志研求中西方学术。1898年初，22岁的王国维从家乡来到上海，在著名的维新报刊《时务报》馆担任职员以糊口，同时进入罗振玉出资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文、英文和数理化各科。开始一段时间，罗振玉并没有对王国维另眼相看。一日，罗振玉从一位学生的扇子上看到王国维题写的咏史诗句，对其才华大感惊异，开始给予大力提携，从此，王国维获得了专心求学的机会。与罗氏订交，对王国维一生具有重大影响。1901年，王国维在罗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不久病归，相继在南通师范学堂及江苏师范学堂任教，同时为帮助罗振玉主编《农学报》、《教育世界》杂志。这期间，王国维攻读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涉足先秦诸子之学及宋代理学，兼攻近代西方伦理、心理、美学、逻辑诸学。

王国维与罗振玉1916年摄于日本京都

1907年，王国维来到北京，经罗振玉等举荐在清廷学部任职。这期间，王国维的学术研究由哲学转向文学，尤以戏曲史研究为重点，发表了著名的文学评论著作《人间词话》；撰写了《曲录》等戏曲史研究专著，为后来《宋元戏曲考》的写成奠定了基础；所译西方心理学、逻辑学名著，也有开拓之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随保皇的罗振玉逃亡日本，接受罗的建议，开始专攻经史小学，旁及文字训诂，学问日益精进，先后写出《宋元戏曲考》、《流沙坠简》及其《考释》（与罗振玉合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及《国朝金文著录表》，还有关于古代历的《生霸死霸考》，关于匈奴族源的《鬼方昆夷考》，关于古代书册制度的《简牍检署考》，关于古代服装制度的《胡服考》以及关于上古宫殿建筑的《明堂寝庙考》等。

王国维著《人间词话》

1916年，王国维回国，继续致力于甲骨文考释及商周史的研究，所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工先王考》、《续考》及《殷周制度论》，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开创性著作，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考古实物资料与地上历史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方法，对近代历史学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对汉魏石经、彝器铭文、唐韵的研究，也做出了前人不及的成就。

1923年，经逊清遗老罗振玉等人的举荐，王国维被溥仪小朝廷任命为“南书房行走”，负责检验内府的古器文物。1925年，受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从事西北史地和蒙古史料的考订，以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被公认为清华“四大导师”之首（另外三人为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

王国维与清华国学院师生合影

王国维是在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会通的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最杰出的学者，在文、史、哲诸方面均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堪称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一座万众景仰、难以逾越的高峰：他被称为“中国近代美学之父”，是将西方美学系统引入中国的第一人；是现代“红学”的奠基人；对现代文学评论有开创性的贡献，本人也堪称清末的诗词大家；王国维“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蔡元培语）；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对上古史、唐史、宋史、蒙古史、历史地理学、敦煌学等，均有非凡的开拓；对甲骨文、金文、简牍文、石经文等古文字学均有深湛的考释；对传统的音韵学、训诂学、版本目录学、校勘学也都有卓越的建树；对现代图书馆学、编辑学、档案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也都有不菲的贡献。如郭沫若所誉：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象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一段异样的光辉。”然而，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国学大师，却出人意料地在自己学术研究的盛年投水自尽了。

二自沉前后

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二日），王国维晨起，夫人潘氏为他梳理发辫（虽清已亡十余年，但王国维始终未剪辫子），并进早餐，与平时无丝毫异样。八点到校，王国维叫研究院的职员到他家拿学生的成绩稿本，并与院里同事商谈下学期招生事宜，一切如往常自然。九点左右，他向院办公处秘书侯厚培借二块银元。大家都知道王国维没有带钱的习惯，所以不以为怪。侯身边无零钱，就借给他一张五元的纸币。王国维遂即至清华校门门外，叫了一辆编号为35的人力车直奔颐和园。十点左右，车子来到颐和园门前，王国维下车，让车夫等候，然后花六角钱购票入园，漫步过长廊，先在石舫前兀坐沉思。约半个小时后，他步入鱼藻轩，点燃了一支“哈德门”牌纸烟，一纸吸尽后，便从轩前的石阶上纵身投入湖中。此时大约是上午十一时左右。当时距鱼藻轩十几米处，正巧有一位园丁，见有人跳水，随即跳入湖中，将王国维捞救上岸。整个入水过程至多不超过二分钟，但由于湖水浅，湖底都是淤泥，王国维入水时头先触底，口鼻为淤泥所塞，救上岸时，已经气绝。此时，王国维的内衣尚未湿透。

颐和园鱼藻轩老照片

这边，王国维的家人不见他回来吃午饭，因正逢期末学校事多，所以并未在意。下午二点，王家派人到学校询问。同时，王国维的三儿子王贞明在校门口打听到了王国维的去向，立即赶赴颐和园，半途中正与35号车夫相遇。原来，车夫在王国维进园后，一直在园门外等候，直到下午三点，颐和园的看门人觉得蹊跷，便询问原因。车夫说在等一位上午进园的老先生。看门人在问过老者的年龄相貌后，告诉车夫老者已经投湖而死。35号车夫见事情重大，立即拉着一名巡警回清华报信，正与赶来的王贞明相遇。王贞明到颐和园看过遗体，然后去警察局立案，等法医检验。

消息传到清华时已是晚上七点多了，师生们极为震惊和悲痛，校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善后办法。八点多，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率领研究院师生三十余人，乘汽车赶赴颐和园探视遗体。此时已是晚上十时左右，由于当时南方的国民革命军正在向北京逼近，北京的社会气氛相当紧张，颐和园有驻军保卫，拒不开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反复交涉，才允许校长、教务长等三人入内，众人只得返回。

颐和园鱼藻轩

第二天下午，研究院师生齐赴颐和园。众人在园丁的引导下来至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仍放在轩内的砖地上，上覆一张污破的芦席，席四角各压一块砖头。揭开芦席，众人哭声大动，只见死者面目紫涨，四肢蜷曲匍匐地上，景象煞是凄惨。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天空阴云密布，雷声频作，众人皆为遗体担心，幸而未下雨。四点半左右，北京检察厅的检察官才赶到，验尸时发现衣袋中有四元余钱和一封遗书。遗书已有些浸湿，但字迹仍清晰能辨，遗嘱中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等语，遗嘱末明标日期为“五月初二日”，可见是写于自尽的前一天。五时许，众人将遗体抬至颐和园西北角门外原为太监下处的三间小房内，由校医梳洗后入殓。傍晚七时许，王国维的棺柩被运至清华园南的刚秉寺停灵。送殡者除了王国维的家属和学生外，还有学界名流除清华的梅贻琦、陈寅恪、吴宓、梁漱溟、陈达等教授，还有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和燕京大学的容庚教授等。

王国维遗书

王国维自沉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巨大反响。国内当时最有影响报刊之一的上海《申报》于6月4日报道了王国维的死讯。北京《世界日报》、北大《国学月报》、清华《国学论丛》，日本桥川时雄主编的《文字同盟》，上海《文学周报》、《教育杂志》，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以及《学衡》杂志等，都出了专刊、专号以示哀悼和纪念；被冯玉祥赶到天津的逊帝溥仪下诏赐王国维“忠悫”的谥号；在欧洲，著名汉学家、法国巴黎大学教授伯希和走告巴黎“东方学”专家，各捐款向王国维家属致意；德国汉堡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颜复礼代表政府聘王国维为“东方学术研究会”名誉会员，聘书尚在途中而卜告至；在日本，著名学者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铃木虎雄等于京都“袋中庙”为王国维诵经追悼，并出刊《纪念册》，题名者有六十余名，几乎囊括了当时在世的日本汉学家中的全部名流。在中国近现代学界，身后能够享有如此哀荣，即使不算绝后，恐怕也是空前的。

三死因诸说

王国维在学术研究如日中天之时遽尔自沉，且前一天就写好遗书，当天又去得意态从容，可见死志的坚决；加之遗书的简约不明和当时社会情势的异常复杂，为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各色人等争论的基础。七十余年来，人们对王国维的死因提出了种种看法，聚讼纷纭，互相辩难，莫衷一是，笔墨官司打的得相当热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殉清说：即王国维出于对清朝的愚忠而自尽。主要理由有：王国维在政治上非常保守，与清室关系密切，至死未剪象征臣服清朝的发辫；王国维死后，溥仪“下诏”“赐予”王国维“忠悫”的谥号，并派贝子溥忻前往祭奠，赏银两千圆治丧；此观点认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的遗言是王国维殉清最直接的明证（王国维遗书大都是对身后家事的安排，真正涉及死因的只有开头这十六字），因为早在1924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紫禁城时，王国维抱着“君辱臣死”的古训，就有自杀的意图，只是家人严加看护，才未能得逞。1927年，北伐军节节胜利，直指京津，势不可当，流寓天津的溥仪定不见容于国民革命运动，比起当年冯玉祥的“逼宫”，此次可算“再辱”，王国维遂决意实践其久蓄于心的“死节”夙愿；之所以在选择颐和园昆明湖的鱼藻轩前自沉也颇能说明问题。其好友、清朝遗老金梁曾于“自沉”发生的三天前造访王国维，王国维于谈话中忽然提到了颐和园，并说：“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自沉”事件发生后，金梁当即认为这是“有所示意”的，因为“鱼藻”出典于《诗经·小雅·鱼藻》，诗中“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的咏叹，表达的便是臣民对君王的担忧和讽劝。这是为是关于王国维死因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观点；

2、恐惧受辱说：即害怕遭到北伐军的凌辱迫害而自尽。当时，北方的知识分子普遍对澎湃汹涌、节节推进的南方革命力量心怀恐慌。1927年春，湖南的叶德辉事件和湖北的王葆心事件尤其给北方的知识分子以很大的震撼。叶德辉和王葆心都是有学问的地主，尤其叶德辉，是胡适当时最佩服的四位中国学术泰斗之一（另外三人为王国维、罗振玉和章太炎），象王国维一样，也至死保留着象征忠于清朝的辫子。二人都因为不满农民运动而被处死了；同时，浙江军政府也籍没了章太炎的家产。当时，北京有不少人认为北伐军将会对王国维不利；王国维的一些好友、学生也劝他识时务，剪去辫子，以避锋芒。这些情况都使王国维对未来的时局感到恐惧和绝望，“怕国民革命军给他过不去”、“不畏枪杀而畏剪辫”，故有自沉之举和“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的绝笔。

3、罗振玉逼迫说：主要理由有二：其一是逼债，据郭沫若说：“……大体的经过是这样的，罗在天津开书店，王氏之子参与其事，大折其本。罗竟大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因而大归。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所以逼得他走上了自杀的路。”此外，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也提供了另一个传闻，说是清帝内务府大臣绍英托王国维代售一批字画。罗振玉得知后，从王国维手中要了去，说可以替他卖，但卖后把所得的一千多元扣留，抵消王国维欠他的债务，致使王国维无法面对绍英的催促，因而自尽。其二是罗振玉在王国维的大儿子死后，把新寡的女儿从王家接回，使王国维感到很丢面子，与王国维有近三十年交往的殷南说：“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事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1949年以后，郭沫若和溥仪的书印行很多，这种观点也就广泛流传开来。

4、殉文化信念说：王国维自沉后，其好友、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认为：王国维是“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他之所以自杀，并不是为了什么王朝兴亡、个人恩怨荣辱等具体问题，而是因为中国文化精神这一“抽象的理想”的衰灭，使他极感痛苦，最终要与这一文化同命共尽以求义尽心安。两年后，陈寅恪在为王国维纪念碑题写的碑铭中指出：王国维“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进一步提炼了王国维自沉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这一观点尤其对后来的知识阶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性格悲观说：王国维自幼性格忧郁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但另一方面又怀有崇高的理想，推崇气节，追求纯粹的学术研究，鄙视功利；他青年时接触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天才观哲学并深受其影响，对社会人生问题常感痛苦，只有在埋首学术研究中求得慰籍。然而，清末民初以来军阀的混战、政客的相争、日益败坏的政局，却令执著于理想的他倍感失望和愤懑，加上爱子早丧、朋友绝交和再次的“屈辱”将至，终于促使他做出了弃绝人生的抉择。

6、综合说：即政治的、思想的、现实的、历史的、性格的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王国维纪念碑

四死因新论

就一时的轰动和之后的影响而言，王国维自沉无疑是二十世纪文化界经久不衰的话题，聚讼纷纷七十余年，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世纪之谜，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国维在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长期笼罩在王国维死因上的迷雾已被廓清，另一些未曾彰显的意义也正在被发掘出来。

关于“罗振玉逼迫说”，之所以出笼和广泛流行，大概和罗振玉的政治立场有关。罗振玉是溥仪复辟集团的重要成员，深陷于这一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王国维之死由罗振玉逼迫之说，很可能就来自当时政敌的构陷。后来，罗振玉追随溥仪出逃东北，成了“遗老”加“汉奸”，声名更为不佳。此说后经郭沫若大力发挥，溥仪随声符合，几成为不刊之论。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王国维致罗振玉的最后三封书信发表，罗王两家后人均出面否认，此说才得以澄清；“惧怕受革命之辱说”，也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当时王国维既可听其学生之劝迁徙山西长治，也可应不少日本学者之邀避居京都，并不是非自尽不足以免“辱”；“性格悲观说”多揣测而少实证；“综合说”则给人和稀泥之感。所有这些将王国维之死庸俗化的说法，恐怕都是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而未能深入到王国维的精神世界的缘故。

无论是“殉清”还是“殉文化”，在今天的一般人看来，大概只会觉得十分迂腐和不可理解，即使是在当时的王国维的朋辈学生中，除了那些同王国维政治立场和文化背景相近的少数人，如罗振玉、金梁等遗老及陈寅恪、吴宓、梁启超等大学者，能够理解王国维自沉行为的人也较为寥寥；一般人主要还是出于对王国维学术成就的敬仰而表示哀悼和惋惜。但相形成趣的是，当时众多的日本学者却无不认为王国维自沉是“殉清”，且极致赞美，甚至称其“以一死振既颓之纲常……胜于著书千百卷矣。”这一现象只能从日本有“万古一系”的天皇制传统，以忠立国，王国维的行为自然引发他们的道德共鸣方面去寻求解释。对此，梁启超比较深刻地指出，只有“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才能理解王国维自沉的意义，并将王国维与投江的屈原相提并论；而在王国维的至交陈寅恪、吴宓的眼中，“殉清”和“殉文化”则是互为表里、本质相同的。他们肯定王国维自沉是“殉清”，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明确地以“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结束全篇即是明证；但他们又反对将王国维自沉归因于单纯为清王朝尽忠，而是指出这一具体行为的背后有着超越具体情境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意义，即王国维不惜殒命要真正维护的乃是他们眼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远远超越一朝一代兴亡的精神信仰——“三纲六纪之说”或“礼教道德之精神”。以此参照王国维《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中“汉土由来贵忠节”、“兴亡原非一姓事”的咏叹，不能不承认陈寅恪、吴宓等人对王国维的体味是更深刻的。

由此可见，王国维之所以自沉昆明湖，表象上是为已经灭亡十余年的清王朝“尽忠殉节”，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乃是出于对革新潮流浩浩荡荡的时代传统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消亡殆尽的极度愤懑和痛苦。这固然反映了王国维的政治、文化观念保守的一面；但是也应该看到，晚清民国以来，为了迅速摆脱落后挨打的地位，致国家于富强，中国人匆率地从西方引进各种救国药方，而对中国固有的一切典章文化，则视为富强的阻碍而急切地宣布打倒摈弃。这反映了民族危亡压力下中国人普遍的失衡和浮躁心态。而事实也表明，无论是从西方引进的君主立宪设计还是民主共和理想，都未能立即在中国国土上结出善果。入民国以后，军阀割据混战、政客扰攘劫夺，社会失范加剧，人民陷于水火更甚晚清。这种社会情势无疑更加强化了王国维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和皈依。如果撇开政治立场的是非，王国维的自沉，应该可以看作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济世”情怀的反映，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势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舍生取义”信条的自觉实践。一位开创性地将西方哲学、科学方法引进中国文化研究的大学者，最终却在新旧递嬗的时代为旧王朝和传统文化而殉身，这本身也是一种发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西直门西柳色青，玉泉山下水流清。新锡山名呼万寿，旧疏湖水号昆明。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这首王国维于1912年创作的哀悼亡清的长篇七言古诗《颐和园词》曾一时称颂海内外，被赞为“近今之所罕见”的名篇和历来咏叹颐和园诗歌中的杰作。因此，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有人在文章中写道：“先生的高节，以颐和园开始，又以颐和园结束，其间用辫发结得非常结实”。也许王国维保守的政治、文化信念不值得称许，但他对中国学术的杰出贡献必将彪炳千古、永远为后世所记取和追怀；而且，随着时间的流水冲淡了政治是非的色泽，王国维自沉的文化意蕴也将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知。